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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八十一年党龄的海宁籍中央特科成员李云

[ 发布时间: 2012-05-02 16:48:11   打印放大缩小 ]


        在去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海宁市史志办公室与海宁日报社在《海宁日报》联合推出《纪念建党90周年潮乡红色之旅》专栏,每周一期(一个版面),宣传报道奔赴延安抗日的十八位海宁籍人士的生平和先进事迹,其中包括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的最后一位成员李云。李云的事迹在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同时,也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海宁电视台、嘉兴电视台和《南湖晚报》纷纷致电海宁市史志办公室,要求引荐前去采访。在征得李老同意后,史志办派员分别于1129日、1221日陪同上述新闻媒体记者对李老进行了采访。
“是我找到了毛岸英、毛岸青”
1930年11月,杨开慧牺牲,留下她和毛泽东的3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湖南省地下党组织考虑到孩子留在湖南很危险,便与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并于1931年春将3个孩子护送到上海。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3个孩子进入大同幼稚园。这3个孩子到上海是绝对保密的,只说是烈士的遗孤。入园时毛岸英、毛岸青改名“永福”、“永寿”,每个月由组织付给30元生活费。不久,毛岸龙因病夭折了。
1932年春夏之交,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园内孩子都陆续分散作了安置。经党组织再三考虑,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被安置在董健吾家生活。董健吾将两个孩子放在他外室家中,生活费仍由组织上支付。后来董健吾又让两个孩子到其前妻黄慧光家生活。
李云说:“那时两个孩子的身份是保密的,跟我们自己人也说是烈士的后代,只有极少数领导知道真实情况。”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两个孩子离家出走,开始流浪生活。
1935年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只有少部分未暴露身份的成员留在上海继续开展工作。当时特科的总负责人是邱吉夫,主管情报工作的是李云的丈夫徐强(对外称老金),也是李云的直接领导。一天,徐强突然严肃地通知她,要她想办法上街寻找两个男孩子,孩子的身份对她也是保密的,只知道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十一二岁。这两个孩子是烈士的后代,从收养的人家跑掉了,已流落街头。徐强说,兄弟俩形影不离,要她按照这一个特征,在老西门附近地区仔细寻找。这两个孩子就是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
看我们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李老兴致勃勃地再次回忆起当年寻找的情景。老人说:“接到寻找两个孩子的任务后,我赶紧上街,可上海那么大,到哪里找?找了好些天,都没有发现他们,同时寻找过程中还要小心自己的身份不能暴露。”“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也是在无意中,我一路寻找,后来走到城隍庙附近。因为半天没吃东西,走了很多路,感觉很饿。城隍庙那里有很多小吃摊,我摸摸身上还有几个铜板,想买碗粥填肚子。我就在粥摊边上看到两个孩子,很瘦,穿的衣服也很破,年龄也是符合的。”老人回忆说:“旁边的老百姓说,这两个孩子,从来不说话,很可怜。我就请他们吃粥。问他们,却什么都不讲。”“当时,我也不敢多问,回去后就跟在上海的地下党领导人冯雪峰汇报了这个情况。冯雪峰立即换了便装,说去探探孩子的口风。”“冯雪峰去了后,算是连哄带骗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吃饭的地方,他不断套近乎,但两个孩子很警惕。吃饭过后,大概跟冯雪峰熟悉了,冯雪峰问他们是哪里人,其中一个孩子才说了句是湖南人。毛主席是湖南人,这下基本确定了两个孩子的身份。”“两个孩子找到后,董健吾利用去西安和张学良接触的机会,请他帮助送朋友的孩子出国求学。张学良答应,并让部下李杜将军于1936年6月带着两个孩子经法国去了苏联。到了莫斯科以后,他们被送到国际第二儿童院,各自取了苏联的名字。”
之前,在接受采访时,包括在2008年写的回忆录中,李老一直没把找到毛岸英和毛岸青的功劳揽在自己身上。她只说自己当时去寻找了。2011年6月,毛新宇来看李云,李云把当年寻找的真实情况告诉了他。
中央特科工作片断
采访中,一个词被不断重复,那就是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是上世纪20年代后期,为了对敌斗争,由周恩来提议设立的。
李云说:“我1930年入党,1932年被调到中央特科工作。中央特科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纪律非常严格,特别是情报工作。对上级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不能问也不许问。我在徐强单线领导下,担任过报务员、交通员。徐强后来做了我的丈夫,我们并肩战斗了几十年。”“我最初接到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到国民党军官惠东升的部队里做基层工作。”
“当时,惠东升对国民党的腐败现状不满。在老朋友冯三昧的说服下,惠东升以不满国民党转为同情共产党,并要求共产党派人到自己的部队。不久,我和徐强等人被派到惠东升的部队,我的任务是写情报。正是在那里,我们通过惠东升获取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由我用药水抄在一本线装古籍书的背后,送到党组织手里。”
李云继续说:“后来由于情况有变,我和徐强等人离开惠东升的部队,继续在上海从事特科工作。”
李老说:“当年地下斗争情况相当险恶,脑子一定要灵,反映要快,发现疑点,迅速转移。特科纪律很严。夫妻之间,各自负责的工作,只有自己知道,决不告诉对方,以确保安全。万一被捕,谁也牵涉不到谁。”“当顾顺章叛变投敌后,周恩来迅速组织大家转移,党中央才未遭到破坏。“特科工作,主要是搞情报。我与徐强以开爿锁匙店作掩护,在蒲石路许家弄15号,修锁、配钥匙。徐强当时是中央特科的情报负责人,我是报务员。对外,徐强是老板,我是老板娘,活动经费是组织上给的,每人每月十余元钱。”
19364月,冯雪峰来到上海,领导留在上海的特科人员继续开展情报工作。在冯雪峰的指导下,我和徐强搬到一家小五金店楼上居住,小五金店起掩护作用。冯雪峰首先安排我送信,每天把信送给胡愈之。之后又分配我管理地下党组织筹建的电台。之后,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地下党组织弄到一台大功率的收发报机,将其安置在一位外国朋友居住的楼内。按照冯雪峰带来的呼号,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党中央的联系变得畅通了,随时可以得到中央的指示,听到中央的声音。”
“与党中央恢复联系后,我也结束了短暂的电台工作,转而负责保管中央发来的电报。每天清晨7时左右,我都会收到一位女同志送来的信,也就是中央发来的电报。这位女同志叫郑育之。”
李云说:“在国民党眼皮底下搞情报工作,危险可想而知。我们那时得到情报,要送给中央的,马上传递,我们手里都不留底的,就怕被抓后麻烦。我们曾经有一个战友,被敌人抓上一辆汽车,为了避免泄露秘密,他就从开着的车上直接跳下去了。”
李云始终没有忘记当年上海地下党跟著名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之间的交往。她说:“这些经过原来都是要保密的,现在都可以讲了。”“中西功是日本最大的情报机构‘满铁’的成员,在‘满铁’工作期间,中西功获得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如日军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等。西里龙夫当时公开的身份是日本《读卖新闻》记者。徐强是中央特科情报工作负责人,他通过郑文道联系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1937年7月,周恩来途经上海时,指示我们要很好地保护他们两个人。”李云说:“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虽然是日本人,但他们为中国的历史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为这两名日本友人立碑。”
李云随即拿出保存在身边的一份徐强当年写的材料,这份材料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
徐强写道:“我们搞情报的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是从敌人内部发展情报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打进敌人内部,取得敌人信任,使情报源源不断而来。还通过反情报活动,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我们搞的情报,一般是在敌人内部要害部门获得的。如曾通过在日本情报机关工作的日籍中共党员,获得日本天皇御前会议记录,掌握了日本对中国军事进攻的动向。这一重要机密情报,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材料中还写道:“李克农同志说过,上海的情报是数一数二的,你们是‘无名英雄’。”“周恩来同志也了解我们的工作。1937年7月间,周恩来等同志途经上海时,对我们的工作,对同志们的生活都很关心。”“在收集情报过程中,活动隐蔽,掩护得比较好。因此,在我负责特科工作期间,情报系统没有被敌人破坏过。我们许多情报关系,都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保存下来的。”
保卫中央文库
采访中,李云还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讲述了中央特科创造的另一个人间奇迹:保卫中央文库。
“中央文库”是党内习惯提法,实际上,它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
“中央文库”建于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周恩来亲自过问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的选址、工作人员配备,并请瞿秋白起草了《文件处理办法》。
最初兼管“中央文库”的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李云说:“挑选‘中央文库’的保管人员有严格标准,必须是久经考验的党内同志。他们必须持重、谨慎,严守党的机密。他们很少与外界交往,警惕性非常高。搬家是常有的事,连很多高层领导都不知道他们的地址任务。”“1932年底,陈为人[]接替张唯一专管‘中央文库’,中央资助他开了一家掩人耳目的湘绣店。从此,陈人为、韩慧英夫妇独门独户,离群索居,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不轻易与人结交。”
陈为人白天经商,穿着入时。晚上则反锁门窗,整夜猫在直腰都很难的三层阁楼上整理党的最高机密。那些机密包括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决议、通告和会议记录、中共中央跟共产国际的往来文电、各级地方党组织的请示报告、党内报刊和一些知名烈士的遗书等。为确保这些机密万无一失,陈为人、韩慧英夫妇甚至在家里搁上了一个常年有火种留着的大炉子,炉子旁边还搁上一盒火柴。他们相互叮嘱:一旦不测,宁愿焚楼烧房,毁家灭迹,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中!陈为人深居简出,中央秘档的运进、调出,都由韩慧英跟张唯一对接。
1935年2月,因叛徒告密,敌人一夜破坏中共8个密点,张唯一不幸被捕,韩慧英不知情况,前去接头,亦被敌抓住。陈为人得知张唯一、韩慧英落入敌手,马上转移“中央文库”,不惜高价租下了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一幢二层楼房。
此时的陈为人,已与党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失去联系,没有丝毫经费来源,几乎典当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3个孩子只能穿着破烂的单衣薄衫过冬。他不得不写信给妻妹韩慧如,让她带些钱来上海,帮助照顾孩子,勉强维持生活。陈为人坚持,抱病工作(严重肺病)。为了精简,便于秘藏转移,他不仅将文件重抄一遍,大字改成小字,厚纸改成薄纸,剪掉文件四边空白,还按地区、时间、问题分门别类,重新装成四大箱,逐一放入夹墙,既通风又安全。
1936年秋,陈为人与徐强接上了关系。当时,陈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组织考虑到陈为人身体情况,两次送他进广慈医院治病,但陈为人都跑了出来,继续工作。为此组织决定将“中央文库”工作交由中央特科的徐强和李云负责保管。陈为人遵照组织上的决定,由陈慧如陪同,带着儿子将四箱文件交给了李云。当我们联系到陈为人时,他正租住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一幢二层楼房里。他跟徐强单线联系。接上关系后,徐强就派我给陈为人送生活费。我每次去他家,都把生活费直接交给他的小姨子韩慧如。
李云说:“陈为人去世后,徐强和我就接管了‘中央文库’,后来又交给了周天宝,周天宝之后是缪谷稔。缪谷稔是位老党员,1927年入党,有严重的肺病。因为保管‘中央文库’,责任重,风险大,生活特别清苦,1942年他病重。党组织又派23岁的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陈来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发动全家力量,多次抢在敌人前面保住中央密档。在最险恶的环境下,陈来生想尽各种办法,不停转移,还要自己解决经费问题,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解放后,负责联系陈来生的陈慧瑛立即向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汇报了‘中央文库’的情况。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车,将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丝毫无损地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
消息传开,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批阅签发嘉奖,中共上海市委亦公开发表嘉奖信,隆重表彰所有“中央文库”守护者的英勇事迹。
这批“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现已成为国家档案馆的“镇馆”之宝。面对那些没有纸边的历史文件,人们难以想象它们曾在上海、在国内外反动势力追剿下,完好地“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地存在近二十年。
李云说:“这是一个奇迹。是多少同志,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换来的。这是我党隐蔽战线斗争的又一光辉篇章,是‘无名英雄’们奉献给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一份厚礼。”
(执笔 王国坚)



[]陈为人,原名陈蔚英,1899年生,湖南省江华县人,1920年参加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同年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陈为人奉调回国。19298月,陈为人、韩慧英夫妇到上海,协助李维汉举办中央军事干部训练班。1931年春,陈为人被捕入狱。1932年底,陈为人获释出狱,重返工作岗位,中央就派他去专管‘中央文库’
来源:  作者:海宁市史志办公室  编辑:徐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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