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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双飞--钱学森和蒋英的故事

[ 发布时间: 2012-02-06 15:20:13   打印放大缩小 ]


 
   燕双飞,
   话阑人静晚风微。
   记得去年门巷风景依稀;
   楼府庭院,
   细雨湿苍苔。
   雕栏曾冷春入梦;
   且衔得磬泥,
   重做新巢傍翠薇。
  
   喜双栖,
   晨出暮归同徘徊;
   喋翅双剪、
   穿云掠水去复回。
   魂萦杨柳弱,
   梦逗杏花肥。
   天涯草色
   竞芳菲。
  
   栖相稳,
   软语呢喃话夕辉。
   楼台静,帘幕垂;
   烟似织,月如眉。
   岂奈流光速,
   应花老,
   雨风吹,
   景物全非。
   杜鹃声声唤到,
   不如归!
   这是一首不大为人知晓的古典歌曲,歌名叫《燕双飞》,它跟两个人的爱情故事连在一起,他们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和歌唱家蒋英夫妇。
  要说钱学森和蒋英,要从他们的父辈说起。
  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浙江海宁人,是民国初期著名军事理论家,陆军上将,也是著名文化学者,他著述宏富,以“兵学泰斗”驰名于世,曾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教育学家,杭州人,他和钱学森早年都就读于浙江杭州求是书院。18岁那年,两人结为好友,并分别于1901年和1902年留学日本。蒋百里学军事,钱均夫学教育,回国后都住在北京。因此,蒋、钱两家关系十分密切。
  蒋百里回国后担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期间,由干他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卖国政策强烈不满,有一次在对军校学生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后开枪自杀,幸亏解救及时,子弹未打中心脏。此事在当时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事件。
  蒋百里在医院抢救和治疗期间,与日本护士左梅相爱,并结为良缘,后生下了五个女儿。
  在蒋百里的五个女儿中,三女儿蒋英聪明好学,能歌善舞,会弹钢琴,是家中的小天使。而钱家生下钱学森之后,一直没有再生育。钱均夫仗着同蒋百里的特殊关系,直截了当地向蒋百里提出,要蒋英到钱家做他的亲闺女。
  要把蒋英要走,等于是摘下蒋家夫妇的掌上明珠,自然是难于从命。但是经不起钱均夫的苦苦乞求,加上蒋百里直爽的军人性格,三磨两磨,蒋百里只好答应了,便让蒋英住到了钱家。 
  蒋英从蒋家过继到钱家时,请了亲朋好友,办了几桌酒席,改名为钱学英。然后蒋英便和奶妈一起住到了钱家。这一年钱学森14岁,蒋英5岁。从那个时候起,学森与学英就成了青梅竹马,终日相随的小伙伴了。
   一天,两个孩子当着两家父母,唱起了《燕双飞》,四位大人都高兴地笑了。两个孩子当然不知道,儿时的一曲《燕双飞》,竟然成为他们日后结为伉俪的预言,也成了他们偕行万里的真实写照。
  蒋百里博学多才,钱学森对他十分敬重。而钱学森从小特别聪明,蒋百里很喜欢他,他多次对钱均夫说: “学森是个天才,好好培养,可以成为中国的爱迪生。”这一老一小在一起时谈起话来无年龄隔阂,如同一对师生。
  蒋百里不仅是个军事家,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罗素的哲学思想也很有研究。而爱因斯坦又是钱学森所崇拜的伟人,所以,当提到爱因斯坦的话题时,他们的谈话更是滔滔不绝。
  和蒋百里的一次次谈话,深深打动了钱学森。他觉得每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都应该立志报效国家,使国家富强、独立起来,成为世界上的强国。
  过了一段日子,蒋英的妈妈实在舍不得,跟钱家说想把蒋英要回来。钱学森的妈妈无奈只好答应放蒋英回家,但提了个条件。蒋英长大后是蒋家干女儿,将来得给钱学森当儿媳妇。后来蒋英管钱均夫夫妇叫干爹干妈,管钱学森叫干哥。
  两位长辈之间那真挚的友谊给他们的子女带来深刻的影响。钱学森和蒋英从童年、少年时代结下的带有兄妹特色的友谊,与日俱增,在各自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1934年,钱学森到美国留学时,蒋英送给钱学森一本唐诗,诗集中有一片红枫叶。钱学森把这件礼物带到了美国,珍藏在身边,诗集和枫叶伴随他在美国度过了漫长而寂寞的留学生涯。
  1935年初冬,蒋百里以中国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的名义奉派出国,到欧洲各国考察现代军事和战争动员法。考察期间,蒋百里还带上了妻子和三女儿蒋英同往。因为蒋英自幼便显示出非凡的声乐天赋,所以在随父亲漫游欧洲时,留在德国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学习,师从著名男中音海尔曼·怀森堡教授。蒋百里对蒋英说:你将来学音乐,到了相当程度的一天,会感到内心的空虚和孤立,那时你不可厌心放弃,必须一面回想历史的进程,一面向大自然求得解决的办法,那时人天交战的关头,也就是一生学业成败的关头。
  那年蒋英只有16岁.在那里,她很快熟悉了日耳曼语言,研究了德国的历史和文化艺术,特别是音乐艺术。她喜欢朗读莱辛、席勒、歌德、海涅等伟大诗人的诗作,她尤其喜欢欣赏巴赫、贝多芬、舒曼、门德尔松、勃拉姆斯等音乐大师的乐曲。
  1936年,以优异成绩获得麻省理工学院飞机机械工程专业硕士的钱学森决定师从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主任、著名的空气动力学教授西奥多·冯·卡门。西奥多·冯·卡门博士是匈牙利籍犹太移民,在航空理论方面是世界上杰出的权威,他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有极深的造诣,是美国航空科学的创始人之一,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
  然而钱均夫却对儿子的选择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一个贫弱落后受人宰割的国家,空讲理论会导致误国。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掌握先进的技术,兴办各种实业,以求中华民族尽快富强起来,摆脱面临的国土破碎、民族危亡的局面。儿子学习航天航空理论的选择,有悖于他送儿子出国留学的初衷。
  钱均夫一纸书信,否决了儿子的选择,父子两人为此在信上争论得很激烈。钱均夫把他的不满诉说给老友蒋百里听。蒋百里听后没有立即发表意见,他要和钱学森见面,听听学森的想法。
  1936年一个秋日,到美国考察的蒋百里夫妇来到加州看望钱学森,他们在蒋百里夫妇下榻的大饭店进行了一次倾心长谈。
  钱学森向世伯详细叙说了出国留学一年多来的遭遇和挫折,陈述了他改学航空理论的诸多原由。
  交谈中,蒋百里惊喜地发现,钱学森到美国一年多的时间,已经非常成熟。他作出的选择,是经过了反复思考的。
  听完学森的陈述,蒋百里连连点头称是。这位博学多才的长者,被年轻人的勇气和远见征服了。蒋百里进一步看到了钱学森潜在的攻读尖端科学理论的优势和天赋。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既有超乎常人的独到见解,又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二者,恰恰是攻克高科技理论堡垒的必要条件。
  蒋百里对学森的选择表示支持,并表示由他负责做通他父亲的工作。
  蒋百里回国后对钱均夫说: 根据我此次出国考察所见所闻,当前西方国家航空工业发展的新趋势是:工程与理论的一体化。而且工程往往是跟随理论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航空理论对于中国比之工程技术更为急需。我们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理论,才能避免走弯路,才能有自己设计制造的新产品,才能迎头赶上西方列强。
  钱均夫这才茅塞顿开,拿起笔给学森写了回信,表示了他对儿子改学航空理论的支持。
  而在德国的蒋英,经过几年的学习与苦练,不论在器乐或是声乐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她弹得一手好钢琴,在声乐艺术上,她具有得天独厚的歌喉,她声音洪亮,音量气息控制适度自如。高音区甜美抒情,擅长古典大型歌剧的表演,是不多见的女高音,她是早期在世界乐坛上为中国争得荣誉的女高音歌唱家。
  1939年,她在德国柏林音乐大学毕业前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蒋英第一次目睹炮火连天、飞机轰炸、墙倒楼塌的可怕情景。柏林已无安全可言,她只好跟随几个同学一起南逃,到瑞士一面躲避战祸,一面继续她的学业。
  由于大战的影响,瑞士国内经济也十分困难,粮食奇缺,能源匮乏,交通不便,夜里,城市几乎是一片黑暗。
  蒋英在瑞士进入陆山音乐学院继续学习,从战争与和平的现实中认识这个复杂的世界。毕业后,她又只身到瑞士的近邻奥地利首都——世界音乐之城维也纳继续学习。在这音乐王国里,她更加倾心探求古典音乐的真谛。她从欧洲大陆渊源历史长河和绚丽如画的风光中,找到了古典音乐和浪漫派音乐的源泉。她对每一位音乐大师的曲折经历及其佳作,都进行了苦心研究,这使得她对歌剧艺术与声乐艺术有了更为深层的理解。1943年瑞士“鲁辰”万国音乐年会上,蒋英参加了各国女高音比赛,名列第一,为亚洲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人。其后两年,蒋英多次被邀请参加演唱,获得欧洲声乐界的好评。
  1947年初夏, 钱学森母亲去世,他回国探亲,这是他到美国十二年来第一次回归故里。
  钱学森从父亲口中得知,他非常敬仰的那位博学多才、宽厚待人的世伯蒋百里先生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使他十分悲伤。
  原来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蒋百里担任了中央陆军大学的代校长,校长由蒋介石兼任。他一面主持校务,一面为抗日战争的诸多事宜奔波操劳。由于过度劳累,早年自杀时留下的枪伤复发,于广西宜山暴病去世。
  次日,钱学森去看望了蒋家伯母和他们一家。
  蒋英闻声赶来,她早在一年前便已经回归祖国。
  蒋英在此次探亲期间,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归国后第一次演唱会,由钢琴名家马果斯基教授伴奏,一时在上海音乐界传为美谈。蒋英的表弟、香港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当时还是学生,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表姐蒋英……唱了很多歌,记得有《卡门》、《曼依·郎摄戈》等歌剧中的曲子。不是捧自己亲戚的场,我觉得她的歌声实在精采之极。她曾在瑞士得过国际歌唱比赛的首奖,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此时出现在钱学森面前的蒋英,已经跟他们分别时大不相同了:显得更加端庄秀丽,风姿绰约,楚楚动人,也更加成熟了。
  这天,正是旧历七月初七。这是钱学森刻意选择的良辰吉日,他向蒋英求婚。
  钱学森与蒋英自幼青梅竹马,耳鬓厮磨,亲如兄妹,结下了深深的友情。稍长,他们互相敬慕,心心相印,爱情的种子早已深植于心中。学森出国时,他们难离难舍,但是谁也不曾明言。分别后,12年,一个在美洲,一个在欧洲,其间又发生了世界大战。两个人虽无书信来往,但是长久的分离,并没割断两颗相爱的心灵,相反,更加重了他们之间的思念。他们无言地在等待着对方。因此今天钱学森坦率地向蒋英求婚,应该说完全在二人的祈盼和情理之中。
  但此时的蒋英有过一阵犹豫:因为正好意大利歌剧院来函,邀请蒋英到该院担任女高音主要角色,还提出了优厚的年薪数额。
  曾有记者采访蒋英,问起她和钱学森结合的经过。蒋英回忆说:当时学森说,你跟我去美国吧!我说:‘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咱们还是先通通信吧!’他反复就那一句话:‘不行,现在就走’。没说两句,我就投降了。
  就这样,蒋英留在钱学森身边,放弃了可以在国际歌剧舞台上施展才华的良机,开始了他们漫长的爱情生涯。
  1947年桂子飘香的季节,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喜结良缘。此时的蒋英已是才华横溢的音乐家,钱学森则是学识超群的科学家。
  
    这年9月26日,钱学森与蒋英赴美国波士顿。他们先在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租了一座旧楼房,算是安家了。新家陈设很简朴。二楼一间狭小的书房,同时也是钱学森的工作室。起居间里摆了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为这个家平添了几分典雅气氛。这架钢琴是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
  蒋英长期在德国学音乐,来到美国后,一时英语还不能过关。钱学森就抽空教她学英语。蒋英为了尽快掌握英语,把几首德语歌曲翻译成英语,经常哼唱。从这座小楼里时常传出笑语歌声。
  1949年,他的第一个孩子永刚降生了。钱学森从他家的唱片中为儿子选出了一组莫扎特的钢琴曲,他们希望音乐落入小永刚那洁净的,尚未耕耘的心田中,将会开放出最美丽的花朵。
  1950年,呀呀学语的永刚,正在蹒跚学步,他们的小女儿永真降生了。小楼里变得更热闹了。
  钱学森在料理家务,尤其是在烹调菜肴方面,也是一把好手。
  每当邀朋友来作客,他总是穿好围裙,亲自下厨掌勺。一会儿功夫,便是一桌色香味俱佳的中国式饭菜。蒋英抱歉地对客人们说:“我们家学森是大师傅,我只能给他搭下手。”
  蒋英在烹饫方面虽然不如钱学森,但打下手,在招待朋友方面,却很有能力。钱学森不会饮酒,这时,蒋英就自动担负起劝酒、陪酒的角色。搞得场面很热烈。
  钱学森的恩师冯·卡门教授谈到钱学森的婚姻时,兴奋地说:“英真是个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
  蒋英来到美国的头几年,钱学森去美国各地讲学或参观的机会比较多,每次外出他总忘不了买一些妻子喜欢的礼品,特别是各种新的音乐唱片。在他们家中,各种豪华版经典的钢琴独奏曲、协奏曲,应有尽有。多年之后,当蒋英忆及往事,依然回味无穷地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毫无疑问,蒋英是个温柔美丽的妻子。但是,她有很强的个性和自尊心。当她在性格、兴趣等方面与钱学森发生矛盾时,她总是尽可能地做出让步,求得和谐统一。但是,当遇到钱学森的要求不合情理、或者与她所坚持的生活目标相矛盾时,她就会固执己见,毫不退让,一直到钱学森改变自己的要求为止。
  钱学森对蒋英的性格和举止很理解。他为自己的妻子有个性、有主见、不随意改变自己的生活目标而引为自豪。
  1949年10月,中国解放了。钱学森收到了中共党员、香港教授曹日昌写的信。曹日昌在信中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钱学森的殷切期望,希望他尽快返回祖国,为新中国服务,领导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这些来自祖国的召唤,使钱学森心情异常激动。他们做好一切准备,打算回归故乡,报效祖国。
    当年,刚满38岁的钱学森,已被世界公认为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和流体力学研究的开路人之一。同时又被公认为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和创始人。了解钱学森价值的美国军事情报部门自然不会让这位科学家轻易返回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美国情报官员知道钱学森准备回国的决定后,对移民局打电话时说出了后来为世人所共知的那句话:“钱学森,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 一位美国专栏作家在事后写的报告中说:他的话说错了,钱学森在科学上的价值,岂止只抵3个师或5个师的兵力。他替中共研制的飞弹,不但完全平衡了中共与美国之间战略武力的差距,也使中国对苏联的威胁产生抗衡,同时,在美、苏两大军事强权之间,中国以其飞弹实力加上10亿人口,与美苏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简直是以一人之力换一国之力。
1950年8月23日,钱学森和蒋英买好了回国的机票,办好了行李托运及回国的一切手续,和美国的亲友一一作了告别。
但就在这时,美国当局突然通知钱学森不得离开美国,理由是说他的行李中携有同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
半个月后几名警务人员突然闯进了钱学森的家,说钱学森是共产党,非法逮捕了他。钱学森被关押在一个拘留所里,命钱学森交出1.5万美元后,才让他保释出狱。但他仍要听候传讯,不能离开洛杉矾。
  经过半个月的折磨,钱学森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体重整整减少了30磅。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时不时闯入家门搜查、威胁、恫吓,他们的信件受到严密的检查,连电话也受到了窃听。
这时的蒋英象一名忠诚的卫士护卫着钱学森,想方设法把惊吓留给自己。 她抱着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小女儿永真,拉着蹒跚学步的儿子永刚,四出奔走呼吁,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她只有一个信念,自己的丈夫是无辜的,正义必定会战胜邪恶!
    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蒋英为丈夫在浴室里放了一张沙发椅,让钱学森在那里搞科研,而自己则守候在门外,看书、听音乐,充当丈夫的“保镖”。她那锐利的谈锋,幽默机智的话语,常使前来纠缠的特务、记者败兴而去。
为了使丈夫、孩子不发生意外,她不敢雇用保姆,默默地承担起全部家务。每天要照料两个孩子,料理全家人的饮食。每当周末的清晨,正当许多美国人的家庭主妇还在熟睡的时候,她已经早早起床,到市场上去选购新鲜的菜蔬、食品和鲜花。
蒋英有时用她那甜美的歌喉,为钱学森歌唱,也用清泉般的琴声滋润他的心田。有时在晚间,当孩子们入睡后,他们共同欣赏贝多芬、莫扎特的交响曲。他们听得最多的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体味那主宰乾坤的乐章——
  整整五年的软禁生活,并没有减损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回国的决心。在这段阴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常常吹一支竹笛,蒋英则弹一把吉他,共同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音乐,以排解寂寞与烦闷。虽说竹笛和吉他所产生的音响并不和谐,但这是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为了能随时回国,当然也为躲避美国特务的监视与捣乱,他们租住的房子都只签一年合同,五年之中竟搬了五次家。蒋英回忆那段生活时说:“为了不使钱学森和孩子们发生意外,也不敢雇用保姆。一切家庭事务,包括照料孩子、买菜烧饭,都由我自己动手。那时候,完全没有条件考虑自己在音乐方面的钻研了,只是为了不致荒废所学,仍然在家里坚持声乐方面的锻炼而已。”
  在蒋英的关怀劝慰下,钱学森安下心来,开始埋头著述。一册《工程控制论》和一册《物理力学讲义》,便是蒋英与钱学森贫贱不弃,生死相依的笃爱深情的结晶。
当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出版后,许多朋友赶来祝贺。钱学森和蒋英在自己家中举行晚会,热情地招待这些在他们处于困境中伸出友谊之手的朋友们,也祝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问世。
在晚会上,蒋英向朋友们演唱了一首歌曲,大家对蒋英美妙的歌声报于热烈的掌声,钱学森激动地说:
“密斯英,我冷酷岁月中的伴侣。她是天才、智慧和忠诚的完美体现。她与我一同承受不幸,共同分享朋友们给予的爱……”
    这时,在座的美国朋友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并伸出大姆指高声说:“密斯英,是上帝赐于钱博士的最为珍贵的礼物!”
    是的,无论在晴朗美好的白天,还是在凄风苦雨的夜晚,他们共同欢笑,共同流泪。不管是苦辣酸甜,他们都同享共尝。因为他们彼此的心用“爱”连结在一起。有了爱,纵然是狂风暴雨袭来,也不会把他们分离,也不会把他们击倒。
  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和蒋英终于带着他们六岁的儿子永刚、五岁的女儿永真,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
   回国后的钱学森教授在我国导弹和火箭技术方面,是创造者和开拓者,参与并主持制定了1956年——1967年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纲要。以钱学森为首任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成立了。还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卫星小组——中国科学院581小组,由钱学森任组长。
  蒋英的艺术才华又焕发出来了,她最初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和独唱演员,后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歌剧系主任、教授。
  蒋英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非常热心音乐教育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磁带式录音机还未问世,蒋英和钱学森从美国带回来的惟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钢丝录音机。蒋英便把它拿去用于教学工作,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人曾请教过这样一个问题:你俩一个在科学上、一个在艺术上都达到高峰,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这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呢?钱学森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的。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同志。”
  共同的艺术情趣是蒋英和钱学森相互关怀、相互爱恋的沃土。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遭受美国政府软禁的艰难岁月,夜晚,当孩子们入睡以后,有时他们也要悄悄地欣赏贝多芬、海顿、莫扎特的交响曲,感受那与命运顽强抗争呼唤,乐观地面对人生,这也许就是贝多芬所要证明的:“音乐是比一切智能和哲学更高的启示”。
  在回国以后的四十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竭力把他认识的科技人员请来欣赏,与大家同乐。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亲自录制下来,放给他听。如果有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钱学森对文学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所著的《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出版发行,正是蒋英给该书定了英译名。
  蒋英教授对科技事业、科学工作者的艰辛十分关心和理解,她曾以巨大的热情,不顾连续几个月的劳累,参与组织、指导一台大型音乐会——《星光灿烂》,歌唱航天人,献给航天人。
  蒋英和钱学森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艺术情趣,他们努力把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每逢星期天,如果天气好,他们总是带着孩子一起去郊外野游,到公园散步。香山、碧云寺颐和圆,以及故宫、天坛、长城、十三陵,都留下他们的足迹和身影。
  1999年7月,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隆重举办“艺术与科学——纪念蒋英教授执教40周年学术研究研讨会”。8年前的1991年,即钱学森80岁时,为表彰他为我国导弹、卫星、火箭技术做出的重大贡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授予钱学森同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江泽民总书记出席并发表讲话,成为中国科学界轰动一时的盛事。8年后,默默致力于声乐教育40年的蒋英教授亦在镁光灯下,80岁的蒋英教授被她专程从美国、德国赶来参加这场演唱会的学生们簇拥着,一次又一次地向观众鞠躬致意。 88岁的钱学森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席,他特意送来花篮,写来书面发言,让女儿代为宣读,以表达他对蒋英的深深的爱意。
  蒋英和钱学森始终保持一种简约朴素、不事张扬的生活状态,面对种种社会流变,两人有个“三不”约定:不写传记、不评功摆好、不接受记者采访。他们只想远离世俗的名利,守一份读书人的宁静。
   如今的蒋英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被我国声乐界誉为欧洲古典艺术歌剧的权威。
  1984年蒋英退休后,上门求教的学生源源不断,从他们的客厅里走出了一位又一位国际声乐比赛的获奖者。
  蒋英的一个学生如此描述对自己的老师那种高山仰止的心情:“千万人中一回头,你就能看出是她,尽管众人的穿着都一样”,因为她具有的那种气质与吸引力与众不同。
  蒋英超然物外,她不收学生讲课费的奉献行为,在音乐界成为口碑。她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赵登营说:“我从1992年跟随蒋老师学习,每周半天,她没收过我一分钱讲课费。除此,她还要自掏腰包,进行资料准备、磁带转录,发给我们。蒋老师总是说‘只要你真心学,我就义务教’,跟她唱歌不仅受艺术熏陶,更是心灵的净化。
  走进他们的家,就像走进一个平静的港湾,走进之后,世事的纷尘就似乎被隔开了,只有音乐和科学,人变得纯而静。经常到这个家登门请教过的年轻人说:二位先生教会他们的不但是科学和音乐,还有做人,给了他们一个完美的人生模式,让他们明白了什么是“大师”。
   人们说这是一对好伴侣,是艺术与科学结合的典范。而在医生们看来,他们更是一对生命的共同体。
  蒋英心脏手术前会诊时,国防科工委特地派了两位少将来。按理说,蒋英不是军人,部队无需如此重视。对此,部队领导的解释是:“老太太如果不行了,老头儿也就完了……”
  如今,钱学森和蒋英依然幸福地生活在人生美丽的晚霞里,恬淡而安详。
  面对这一对伉俪,一位作家在文章中感叹道:一对佳侣,一世情缘,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撰稿 徐新民)
来源:  作者:徐新民  编辑:徐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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